“老邓，国华倒下了！”——1972年2月21日清晨华融资产，警卫员冲进重庆歌乐山脚下一处普通院落，把最新的急电递给正在整理材料的刘伯承。院子里静得出奇，只听见老军人的手杖落地的闷声。刘伯承没有说第二句话，拄着拐杖站了足足两分钟，然后突然用力捶向桌角，桌上的茶盅摇得嗡嗡作响。
消息回到成都的前一夜，张国华在军区大院会议室里突发心脏骤停，人倒下去的时候，杯里的热茶还没有洒出来，茶气在冬夜里蜷成一团。医生接力抢救四个小时，终究无力回天。此时，他五十八岁。许多人不愿相信，一个几个月前还在川西高原踏勘道路的硬汉，就这样走了。
再看回头，张国华体质并非天生羸弱。1933年，还不到二十岁的他就在中央苏区负责炮兵火力点；1935年前后翻越夹金山，他比同龄人都显得更有冲劲。可谁也想不到，十七年驻藏生涯，悄悄在他心脏上刻下了隐伤。内地医生对高原病知之有限，张国华一向讳疾——“多吃两片硝酸甘油，耽误不了事。”这是他常对军医说的一句话。
1950年1月中旬，西南局里气氛紧绷。刘伯承、邓小平刚接到中央电报：解放西藏刻不容缓。几位高级将领一夜未眠，地图摊了一地。西藏距离内地数千公里，平均海拔超过四千米，部队要在如此环境作战，既要带枪，也得带锄头；既要打仗，还得安民。挑谁当主将？名单在灯下看了又看，最后，邓小平一句：“老张能闯难关。”刘伯承这才拍板。
那天傍晚华融资产，张国华骑着辆破旧的28式飞鸽，从川西南小镇赶到重庆总司令部。“进藏？好！”他给自己点了根烟，没问任何后路安排，只提了一个要求——“让我带十八军。”军里全是老红军，吃苦耐劳。刘伯承沉吟片刻，答应了。
进藏前的动员大会，氛围并不热烈。许多战士刚听说要接管川南粮仓，突然又被告知要去“世界屋脊”，心里发凉。张国华直接把话挑明：“怕苦的留下，光荣的跟我走。”当晚统计，竟没有一人申请留下，人情就是这么拧巴：能豁出去的，反而在骨子里更倔强。
3月，先遣队三千余人出河口，穿山越岭。穿越怒江西进线那段，张国华坚持每天走在队首，帮背最重的装具。战士劝他：“师座，您是指挥官，身体要紧。”回答很直接：“我不趟过去，你们怎么放心？”先遣队吃的是青稞面，睡的是牛粪火塘，折损却比预料少，因为每个人都亲眼看见首长和自己一样冻得浑身紫。
昌都战役只打了十五天。教科书上常写“速战速决”，但真正的难度在后续。战后俘虏几千，张国华下令：每人发棉衣，归还私物，诊治伤口，再送路费。参谋提醒，“释放这么多人，万一再聚拢……”他摆手：“先把人心拉住，再谈治理。”事实证明，这一手反而瓦解了叛军骨干，拉萨上层很快派代表团北上。
1951年春，《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》签字，中央一锤定音：十八军留下。有人劝他：“打完仗就走，多省事。”张国华摇头：“路还没修，粮还没长，走什么走？”于是，他扭头带队清点拉萨河畔的荒地，立下“八一农场”。高原严寒、氧气稀薄，第一季青稞亩产不到八十斤，外界甚至出现“解放军挨饿自己撤”的谣言。张国华把两袋仅有的细粮分给重病号华融资产，自己吃炒青稞糊，硬是挺过最难的一年。第二季亩产翻了近三倍，产量消息传到内地，川军支援的拖拉机才陆续翻山进藏。
修路更难。康藏公路、青藏公路同时上马，昼夜施工。张国华坐解放牌卡车跑全线，沿途无数急弯陡坡，车在绝壁边挪动，副司令员几次劝：“别逞强，坐指挥车吧。”他哈哈一笑：“指挥车也要过这条路，坐哪辆都一样。”到1954年，两条公路全线通车，他竟胖了五斤。别人开玩笑：“修路把你养胖了。”只有身边参谋清楚，胖的是虚肿，连年缺氧，肾脏已经吃不消。
1959年3月10日的拉萨骚乱，是张国华一生中最危险的日子。反动头目纠集暴徒围堵军区大院，火光冲天。张国华披着大衣站在屋顶观察敌情，暗哑地咳个不停。有人塞给他氧气枕，他摆摆手：“夜里不能亮灯，容易被当靶子。”三周后叛乱平定，他的咳嗽却再没好透。
1962年，他担任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前线总指挥之一。山地突击、梯次穿插、后发制人，这是他极擅长的打法。西方媒体称解放军“行云流水”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张国华每日只能睡三小时，用强心针维持。战后中央让他回成都任职，实为“强行撤离高原”——再待下去，医生说活不过五年。
进四川后，他仍闲不住。文化工业一把抓，白天满城调研，夜里圈批文件。组里年轻人跟不上节奏，他却乐呵呵：“坐机关也要有行军速度。”可体能已撑不住。1971年底，保健医生建议住院彻查，他一句话压下：“病号床不给干部占。”
终于，1972年2月20日晚，他在军区会议室第一排说话声音突然发虚，捂胸倒地。心脏科专家赶来，先后用三种药物、电击两次，脉搏仍归于平线。凌晨，军区向中央及有关领导报告。
听到噩耗的刘伯承，泪水一下涌出。老帅多次在公开场合提拔年轻指挥员，却第一次因 “推荐” 而心生愧疚：“要不是我点将，他不会在高原耗掉命根子。”此言并非客套。刘伯承深知，张国华的病根都栽在珠峰阴影下。
2月25日，北京致电：张国华遗体火化，骨灰送八宝山，丧仪规格比照大军区正职。骨灰盒送抵北京那天，北风极冷，仪式没有哀乐，只放了他生前最爱的一面五星红旗。值守老兵说：“像他这样的人，不爱花圈，只爱红旗。”
有人问刘伯承：“张国华留给后人最大的财富是什么？”老帅沉默良久，回答五个字：“敢闯，敢担当。”在他看来，这五字比所有勋章都重。
多年过去，康藏、青藏两条路车流不息，拉萨河两岸稻浪翻滚。无数游客途经八一镇，不知道镇名源于哪支部队；更不知道当年那位被称作“佛光将军”的人，是怎样在氧气不足的夜里，把一颗心硬生生推到极限。世事纷繁，名字终会淡去，唯有那条从康定向西的沥青路面，仍静静铺在高原，在烈日下隐隐闪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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